热寂后的冷酷

——浅评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     

    好友文泽尔的侦探小说系列要在国内出版了，这对国内的侦探小说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文泽尔本人所探索的侦探小说的创作方向，也是一种肯定。

    我曾在另一篇文学评论里说过——小说的创作过程就如一部电影的拍摄过程，而小说家本身则扮演着编剧、导演、摄影和剪辑的角色。从文泽尔的《让最后一缕阳光消散》、《无弦小提琴》，到他的《白矮星》、《Erinyes》、《冷钢》、《千岁兰》，直到现在的《特奎拉日升》，我们都能如同观赏电影一般来从各个角度欣赏他的小说的各个方面。

    优秀的电影导演总有着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叙事方式和基调，而文泽尔的创作理念就是缜密的分析，以及在推理之中抒情。他并没有刻意地通过自己的小说去强调人性的真善美或是丑恶，也并没有企图通过过分的血腥或是惊悚给读者带来感官上的刺激。对他来说，享受的是在小说创作中旁征博引百科知识以编制线索的脑力激荡，还有就是循着严密的逻辑推理布置迷阵的思维快感。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Clausius）提出了“热寂”理论，当宇宙中的“熵”达到无限大后，物质的分子则处于一种寒冷的平衡态。这便如他的小说一般，一条条闪烁着金属冷色的线索循着如同德国机械般严密的规律缠绕在一起，却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浪漫主义，而这也是文泽尔自己所说的“在推理中抒情”的体现。

    读者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往往会觉得他的小说里有太多的字母了，几乎每个人名和地名的译名背后都有着自己更深的寓意，而这些名字则大多与东西方的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不出这些联系对于一般读者们享受阅读过程中抽丝剥茧的推理快感并无太大影响；而在有心的读者眼里，则更能与作者产生共鸣，发现作者利用这些名字的原意所建立起的一个宏大严密的独特社会体系。他的系列小说，就如同一个个可以自行运转的机器部件一样，都装设在这个社会体系之上，而这个社会体系在小说中的具象化，就是“自由意志市”。

    “自由意志市”，这个城市的名字本来就带有了强烈的西方宗教和文化色彩。“自由意志”（free will），就代表着文泽尔系列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生存准则——“我们的选择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而在基督教教义中，他们一方面相信人有自由意志，并将人类的所有不良行为归咎于自由意志；但他们同时又认为上帝是全知的（omniscience），而全知则与决定论一致，但与自由意志相冲突。于是小说里的人物们便都各自粉墨登场，在这个本身即代表着矛盾和冲突的城市里上演着自己的戏剧，而正如我们所知，戏剧的本质即是冲突——自由意志市里，从来没有自由，只有处处暗涌。

    文泽尔给这座虚拟的城市设计了详细完整的交通图，划定了严密准确的公共汽车路线，甚至设定了这座城市的气候规律，力图让这种城市真实化和具象化。这种设定的结果就是，自由意志市看起来具有德国任何一个城市的部分特点，比如斯图加特或者汉堡，但又是德国典型城市特点的一个大集合。而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生活轨迹和方式，不管作者描写他们与否，他们似乎都活生生地生活在这个世上，这也是文泽尔在小说设定方面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他的很多读者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文泽尔不把小说的故事背景放在中国，不把小说的人物都写成中国人？”

    文泽尔的系列小说，自始至终都贯彻着一个理念，就是以推理为中心。他要求读者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小说的情节和线索本身之上，换言之，也就是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专注于推理，不要被其他无关的枝节所干扰。若是将故事背景放在中国的一个城市里，把小说人物都写成中国人，则容易让中国的读者有一种代入感，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联想，以致无法集中思维进行推理，影响阅读小说本身的快感。另外，由于文泽尔在德国多年，对西方文化研究造诣颇深，大量具有特殊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在系列小说中出现，成为了支撑他所建立的独特社会体系的重要支点，而这些支点若是移植到中国这个背景下来，则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基础和特殊意义了。

    小说写作的核心就是人物塑造。很多作者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往往手法简单，或是直接正面描写形象，或是通过他人的评价作侧面描写。而在这方面，文泽尔则独辟蹊径，利用推理本身来对人物的形象进行塑造和丰满。在小说里，他常常将男主人公文泽尔和他的助手塔芙妮的内心思考推理过程详细叙述出来，有时甚至出现大段的内心独白。特定性格的人会进行特定方式的推理，反之亦然。文泽尔正是通过小说中多处的内心描写将主人公的形象和性格丰富起来，再加上一些细节的辅助（主人公最爱抽的烟是万宝路，最爱的鸡尾酒是Mojito），看似人物形象已经全面清晰，但认真看来却依旧是云山雾罩，身上笼罩着推理小说主人公应有的神秘光环。

    反面人物的设置尤其出彩。文泽尔在自由意志市里设置了一个秘密组织“反七（NEVES）”，而其领袖汉斯·穆斯卡林（Hans Muskarin）身为前任探长，经常表现出胜过主人公一筹的推理能力和犯罪策划能力，再加上“反七”（宗教学上的“七宗罪”与“七美德”）这个组织特有的宗教意义，和组织成员时隐时现的特殊才华，大大地给小说增加了紧张气氛，也加强了情节的复杂性和可读性。

    就小说线索和情节的安排来讲，文泽尔坚持不把全部的推理过程都展现给读者，他只是把所有的线索都叙述出来，由主人公进行归纳和整理，而最后得出结论的动作由读者自己来完成，这既提高了读者的参与度，也大大增加了读者阅读的兴趣和成就感。推理小说的情节本来就是在玩弄逻辑游戏，利用虚假的线索让读者陷入经验陷阱；或者反其道而行之，索性承认巧合的存在，并以之来创造新的逻辑规则。这两种情节设置的套路，文泽尔都运用得相当自如，《让最后一缕光芒消散》和《冷钢》这两部作品，就是这两种情节设置方式完美结合的代表之作。

    说来也有趣，文泽尔本人在德国研读的专业是材料物理学，正好与我大学专业相同。这门科学属于相当冷门，但又对人的思维缜密性要求相当高的学科。我曾对他笑言，他写这个系列的侦探小说，就像超晶格材料一般让缜密与浪漫交替成长，但是又保持着严格的逻辑性。我相信这种独特的风格，必将给当代中国推理小说界略显沉闷单调的空气带来一丝新风。

风铃为谁而鸣？

                            ——连环杀人犯的心理浅析                                                  

1985年12月29日，在伦敦东部的Hackney Wick，发现了一具女尸，被害人是一个19岁的从事秘书工作的女子Alison Day。而与此相隔不久，86年春季，伦敦南部65公里的Guildford郊外的一个村子中，在林地里又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是17岁的女孩Maartje Tamboezer。这片林地上长满了风铃草，因此被警官们将这件案子称为“风铃草调查”（Bluebell inquiry）。

虽然两地相距甚远，但警方仍然从这两起以及后面发生的多起杀人案件中找到了共性，包括了用来勒死被害人的带子，用剪下来的衣服塞住被害人的嘴巴，捆绑被害人的双手的方式，尤其是在公共场合纵火焚烧尸体的尝试，这在英国当时任何杀人案件中都是前所未有的行为方式。

这起连环杀人案件由于苏格兰场以英国人特有的严谨到古板的地毯式搜索，以及被称作“犯罪心理侧写”（Psychological profile）之父的著名犯罪心理学家David Canter对凶手相貌特征、生活方式及成长经历准确到令人吃惊的描述，最终告破，凶手正是一名经常乘坐火车四处旅行工作的木匠，而其犯案地点和时间正好与英国某条铁路的轨迹和时刻表相吻合。

这起案件，也成为了犯罪心理侧写学的典型教材。当然，我写本文并非是深入研究这起案件，而只是由这起案件切入，就连环杀人犯的心理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事实上我刚拿到这个选题，立即下意识地就想起了“风铃草调查”，而本文的标题也就是出自这起案件，甚至我在写作本文时，耳机里听的歌也是那首Nick Cave &Kylie Minogue 《Where the wild rose grow》。（不知道这首歌的可以去找来听听）

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换言之，也就是相互作用的方式，有很多的差别，尤其有两方面与暴力犯罪的不同形态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个方面是犯罪人对犯罪行为的准备，以及与被害人发生联系的方式。尤其在暴力犯罪里，表现在犯罪人企图建立起联系的尝试，也可能是企图建立起联系的一种暗示。这种“建立联系“，并非是指犯罪人接近被害人的方式，而是指在施暴过程中，企图强行让被害人对他进行的某种认同。比如在“风铃草案件”中：他是否要求被害人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从这里表现出犯罪人的自我认定发生缺失，他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常常被忽视的对象，从事着不为人注意的工作，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又或者犯罪人要求被害人吻他，询问被害人的姓名，询问被害人是否有男朋友……这些都意味着，犯罪人在努力使自己相信，在性侵害行为中，包含着一些个人性（private）的甚至是亲密的接触。这种尝试，正是犯罪人在与他内心里最后一丝残存的道德和伦理观点做最后的斗争，而这最后斗争的最后结果却是使用暴力胁迫被害人来顺从他的道德伦理观。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讽刺。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控制欲望（desire for dominance）。所有暴力行为人都想控制他们的被害人，以便使他们的欲望获得满足。但“控制行为”并不只是作为达成犯罪目的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时候，“控制体验”成为了暴力行为人想探索和欣赏的对象本身。他们故意地恐吓、贬低和羞辱被害人的这种行为，也成为了这些犯罪人的重要特征，因为他们自己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可能有控制别人的欲望的表现。这种犯罪人，在现实中，则多半并非是一个强而有力，让人有安全感的人。

随着犯罪人犯案的增多，犯罪人会有一个从犯案技术到犯案心理的逐步成熟和稳定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作案熟练度在慢慢提高。一个犯罪人，心理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境，犯罪情境（criminal situation）和非犯罪情境（non-criminal situation），而这两种情境中的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密切的联系性和一致性。比如在犯罪过程中，犯罪人成功地使被害人达到了他的控制要求，那么在以后的犯罪里，他就会更加熟练地完善和运用他的控制手段，而同时，在非犯罪情境中，他也会在自己的日常正常的控制能力中，获得一定的进步。反之亦然。

而这种原则，可以作为区分所谓的“有组织力杀人犯”（organized murderer）和“无组织力杀人犯”(disorganized murderer)的标准。如果一个人能够很好地计划自己的生活，思考处理一些问题，用手艺和智能技巧满足其所需要的某些工作，那么他从事杀人活动的方式，也就不同于那种偶发的、事后急急忙忙离开被害人而忘记掩盖犯罪现场的杀人者，比如在“风铃草案件”中，凶手就是一个从事木匠工作的手艺人。

我们继续回溯，来思考一下系列杀人犯的产生和成长。毫无疑问，系列杀人犯的行为本质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而根据家庭研究和家系研究，比较反社会行为在犯罪人和守法者的血缘亲属中的分布。一项一致的研究结果表明，犯罪父母很有可能有犯罪行为，家庭因素在犯罪性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生理方面，现代法医学和犯罪心理学的鼻祖龙勃罗梭（C.Lombroso）在早期认为，犯罪人代表了一种遗传学上的原始的、低劣的人种，他们有很多生理异常，例如，颅骨异常，耳朵异常，脸部异常，这些异常都是他通过尸体检验和人类学测量发现的。而这些异常，除了因为他的统计方法并不完善而引起批评以外，也被现代研究解释为其反映了一种自我实现语言，即人们会对那些面部没有吸引力的人做出消极判断，而这些人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谢尔登（W.H.Sheldon）用胚胎学的3个概念来评价体型，并提出了相应的气质类型：

(1)                内胚层体型（endomorphy），特征是肥胖、滚圆。气质类型是内脏优势型（viscerotonia），特征是放松，追求享乐。

(2)                中胚层体型（mesomorphy），特征是肌肉发达，呈三角形。气质类型是身体优势型（somatotation），特征是精力充沛，喜欢冒险。

(3)                外胚层体型（ectomorphy），特征是瘦长。气质类型是头脑优势型（cerebrotonia），特征是自我克制、孤独。

就对少年犯罪人的统计结果来看，中胚层体型的比例略高，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体型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以气质因素为中介的，例如自信水平和活动水平。中胚层体型者把自己描述为明显好动的、支配性的和攻击性的；而外胚层体型者把自己描述为回避社交的。而中胚层体型和男性形（这是衡量第二性征中的男子气的一种量度）的结合，则反映了较高的睾酮水平和更高的攻击性。

在脑电图的相关因素中，攻击性个人和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具有频率过快或大振幅以及α慢波活动过多的异常现象。而在生物化学因素中，睾酮（testosterone）被看成是解释犯罪行为与性别和年龄普遍相关、男性具有更强的攻击性的一种可能的因素。而从统计学和化学角度来看，睾酮抑制了单胺氧化酶的活动，从而间接地导致了人类支配性的增强，而非攻击性。

当然，犯罪人的生理因素并非只有上面两点，脑功能障碍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有着更大的作用，但这方面偏重于解剖和统计可学，在本文中不多谈了。

在前文中谈到，家庭因素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从家庭教育学上来看，父母行为模式分为四种：

1.      权威型，特征是接受——命令；

2.      纵容型，特征是接受——不苛求型；

3.      独裁型，特征是排斥——命令；

4.      忽视型，特征是排斥——不苛求。

独裁型与使用体罚式管教相联系，会对儿童产生道德发展水平低、攻击性强、自尊低等消极影响。

而在家庭互动方面，父母的婚姻不和谐，往往对男孩的品行障碍有关，而与女孩的品行障碍无关。冲突性的父子关系，往往是儿童卷入犯罪的先兆；而母亲对5到13岁的儿童缺乏感情的现象，与儿子后来的财产犯罪有重要关系，但对人身犯罪却没关系。总的来说，家庭互动方面，童年时期对犯罪人暴力犯罪最大的影响因素是被身体虐待。

而在综合各种因素之后，我们开始对犯罪人的个人特征进行探讨，在此，只对连环杀人犯的个人特征进行探讨。

首先是智力活动，低言语能力可能通过限制高级认知活动的发展，例如，言语自我调节，社会问题解决等，直接促成反社会行为。成年犯的暴力犯罪史受智力水平和精神病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而低智力的精神病态者更有可能具有冲动性暴力犯罪的历史，也可能具有较低的移情等级。因此，连环杀人犯中的“有组织力杀人者”，往往可能具有较高或者正常的智力以及精神状态；而与之相对，具有较低智力且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更可能诱发“无组织力杀人”事件。

然后是自我控制和冲动性因素的考虑。由于犯罪行为常常涉及为了获得直接需要的满足而冒遭受长期消极后果的危险，所以，通常假定犯罪人在控制和延迟功能方面是有缺陷的。而根据统计学表明，累犯更有可能是冲动的，换言之，连环杀人犯更有可能是临时起意杀死某个被害人，而非蓄谋已久。

如果犯罪人确实具有传统价值观，那么他们没能抑制犯罪行为的一个理由也许就是：该行为通过暂时的借口或合理化作用而被中和了。这种自我中和技术，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安慰技术，被分为了五种：

1.                否认责任：一个人的行动是由于贫穷、破裂家庭或者醉酒等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

2.                否认损害：造成的伤害很小。

3.                否认被害人：被害人应受此伤害。

4.                责备谴责者：把注意力转向谴责这种行为的人，比如刑事司法人员。

5.                高度效忠群体：把其他人，例如同伴的需求看得很重。

就“风铃草案件”来看，犯罪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通过对话、强迫接吻等方式，尝试与被害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也是自我中和技术的一种。这是在否认损害和否认被害人，他试图将自己的施暴行为解释为一种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情侣之间的正常亲昵行为。

让我们结束本文中显得枯涩和冗长的学术讨论，回到感性和简单的气氛中来。

总的来说，连环杀人犯的自我认同方面，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他们在现实社会中被人忽略被人轻视，因此他们会在一次接一次，愈来愈熟练地控制和杀死被害人的过程中，取得支配控制欲的满足（性欲的满足也包含在其中，被女性忽略和轻视导致性欲求不满，也是无法取得女性认同的表现）；在连续不断的犯案过程中，他们可以沉浸在犯罪现场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认为自己才是这个封闭空间的支配者，是唯一的王，对这种快感的沉迷导致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

另一个方面，他们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足够成功，他们已然获得了足够多的满足，以致于再没有其他合法正常的方式来取得新的刺激。这种人可能会是中胚层体型，他们渴望冒险，渴望偷偷接近猎物，看到被害人惊恐、绝望和痛苦的表情，渴望与警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会精心地挑选猎物，周密地布置犯罪计划，冷静地在犯案现场故布疑阵。他们作案的目的已经并非是为了取得某种认同或是满足某种特定的欲望，他们的需求只是为了寻找刺激感本身。这种罪犯的危险性和复杂性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犯罪人。

在最后，让我们来重温一次一个典型连环杀手的成长史吧，读者们也不妨对他的心理轨迹做一番分析：

“他出生在一个夫妻不和的家庭里，父亲或母亲可能有过犯罪史，在他五岁到十三岁的时候，父母离婚。跟着父亲长大的他，经常因为做事迟钝被父亲毒打，可能因为偷窃等轻罪被短期拘禁。求学时期，因为个子太矮，相貌平平而又不善言辞，被同学以及女性嘲笑。High School毕业后，没有上大学，在本城的汽车修理厂做修理工，可能有窥阴癖或暴力袭击等犯罪行为。平时沉默寡言，一个人住在城市边缘的一间公寓的小套间里，没有特别的爱好，不嗜烟酒。犯案对象选择为到修车厂送修的单身年轻女子。他总是在晚上尾随这些女子，并将其胁持到僻静的地方进行强暴，并将她们用自己的皮带勒死，然后泼上汽油焚烧其面孔。平时着装整洁，说话简单但是含糊不清，为人处事缺乏基本礼节。”

这就是为了追求支配控制欲满足感的犯罪人的一个典型的心理侧写；而为了找寻刺激感而杀人的犯罪人的侧写，可以参看电影《七宗罪》，这部电影里的连环杀手，就是给了自己一种角色“上帝的代言人”，以神圣之名行血腥残忍之事，同时将警察玩弄于股掌之间，以此来取得刺激的快感的。

“风铃草案件”最终还是告破，静卧在风铃草丛内的死者灵魂终究获得了安息。风铃草要是能鸣响，想来也会为无数死者的冤魂鸣响吧。

突然又想起了海明威的那部小说，其实——

——丧钟总是为邪恶者而鸣的。

金庸出版作品年表一览

    刨去其他作品不讲，单讲武侠小说。

    1955年金庸发表了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这部小说很明显地有梁羽生的一部分影子在里面。梁羽生于1954年创作了他的武侠处女作，也是新派武侠的开山之作《龙虎斗京华》。（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颇为有趣：一九五四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后来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是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了门派的利益，在擂台上拳脚相争。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陈文统（梁羽生真名）的朋友《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已有雏型。）梁羽生的小说特色一向明显，遣词造句甚至整个故事架构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而小说设定也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有很浓重的说书人风格。而同样的风格在《书剑恩仇录》里也能感受到，从故事情节的设定，到人物对话，甚至武功招数的设定等，都有或多或少的“梁式风格” ，小说内容则亦是民族仇恨（满汉之争、满回之争）、血仇（张召重弑师），而小说主人公陈家洛最终在斗争失败后选择了率红花会群雄豹隐回疆，不管这是出于客观形势的逼迫，还是主人公本人的心灰意冷，金庸历来为世人称道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在这部书里虽已见雏形，但仍未完全成型，而陈家洛这个人物，终未成为“大侠”的代表人物。

   1956年，金庸发表了第二部作品《碧血剑》，其风格套路仍在沿袭前作的风格，内容也仍然是国仇家恨，但在小说情节和人物冲突上更有进步。整部小说以明末的乱局为背景，的确高明，此时群雄纷起，对于情节的展开大有助益。主角袁承志的父亲袁崇焕被满人皇太极的反间计所害，遭崇祯杀害，浑身血肉被北京愚民啖吃而尽；因此主人公自一出生便背负着对满人的民族仇恨，但同时又面临着报国与报血仇不能两全的矛盾。此时，袁承志的人物性格逐渐血肉化，然后在后面又发生了与崇祯九公主的恋情，这时又加上了恋情与血仇不能两全的矛盾；再后来北京城破，生灵涂炭，罪魁祸首竟是李自成，而李自成正是袁承志所期望能完成他国仇家恨两全心愿的人，到了此时，袁承志终于绝望，率众人远遁去了澳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金庸对故事情节的架构和戏剧冲突的设定已经逐渐炉火纯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已经由前作不是很成功的群侠形象塑造过渡到了单主人公的形象丰满化。而从“侠”的精神来讲，仍未脱离前作的藩篱，主人公虽有为国为民的心愿，但最终仍是心灰意冷远遁他方，缺少了“大侠”那种“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而这个怪圈，终于在他的下一部作品，也是他的不朽代表作之一的《射雕英雄传》被打破。在这里顺带提的一点是，这部小说里也出现了被我定义为“情侠”和“狂侠”雏形的一个人物——金蛇郎君夏雪宜，而以后在《神雕侠侣》中出现的杨过，或多或少有一些他的影子在里面。

滑铁卢战记（一）战争开始的时候

1815年3月25日，随着拿破仑带着他的1050名卫队士兵偷渡回国，兵不血刃重返巴黎再登皇位，英、俄、普、奥、意、比、荷再次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决心将这个“世界和平的扰乱者和人类公敌”彻底毁灭。

 其实在这里分析滑铁卢战役的胜负如何得失如何，甚至事后诸葛亮式的来设想拿破仑应该如何去做就能大胜，这种行为本身就毫无意义。即使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取胜，那么自然便会有第八次反法同盟乃至第N次反法同盟，这一点正同后世的希特勒相似，以一国之力企图征服整个欧洲，是谁也做不到的，不管是战争天才还是军事狂人。

其实反法同盟里的比利时和荷兰，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新荷兰”，这个国家是维也纳和会的产物，接受荷兰王室的统治，而比利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路易十八逃亡至此，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次战争的主战场，而拿破仑生命中的最后一战，便终结在比利时的一座高地之上。

对照上图，可以更好地看出反法联盟军队的部署情况。英荷联军94000人，由威灵顿元帅指挥，部署在布鲁塞尔（Brussels）和蒙斯一线（Mons），普军11.7万人，由布吕歇尔指挥，部署在比利时的沙勒罗瓦以南，包括那慕尔（Namur）、列日（Liege）至莱茵河一线；奥军20.1万人，由施瓦岑贝格指挥，集中在莱茵河上游；俄军15万人，由巴克莱指挥，集中在莱茵河中游；奥意联军7.5万人，由弗里蒙特指挥，集中在意大利北部的法意边境上。

联盟军队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威灵顿、布吕歇尔、施瓦岑贝格率三路大军直扑巴黎，巴克莱率领俄军作为第二梯队跟进随时增援，弗里蒙特的奥意联军捣向里昂，待到攻破里昂后，也折向巴黎。

拿破仑方面，他获得了大多数人民和基层士兵的拥戴，很快召集起了28.4万人的正规部队，但是有能力的高级军官不支持他，麦克唐纳、奥热罗、乌迪诺和圣西尔等在内的9位元帅拒绝为他效劳，贝尔蒂埃和缪拉早已离心背叛，达武任陆军大臣留守巴黎，能跟随拿破仑上战场的只有苏尔特、内伊、莫蒂埃、格鲁希等。

拿破仑组建了四个兵团：北方军团、莫斯里军团、莱茵军团和阿尔卑斯军团，其中北方军团为主力兵团，由拿破仑亲自指挥，总计有12.45万人，下辖5个步兵军（第1、2、3、4、6军）、4个骑兵师和近卫军，苏尔特元帅任北方军团参谋长。

由于威灵顿的英军和布吕歇尔的普军是离巴黎最近的部队，都驻扎在比利时，而且比利时曾是法国的附庸国，一旦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法军攻下，比利时将会倒向法国一边。法军的兵力一直处于劣势，为了避免让部队处于守势，拿破仑决定先发制人，亲自率领北方军团攻击比利时。

拿破仑作战方针相当简单，他采取“中心位置论”，让军队从联盟军队中间突入，从而在内线受益。然后在内线法军又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其中一方敌军给予致命一击，同时运用少数兵力将另一方敌军封锁在阵地上；待一方取胜之后再集结全部兵力进攻另一方。

因此拿破仑制定作战计划如下：

拟于6月初将北方军团集中于比利时边境正南的桑布尔河（Sambre）与默兹河(Meuse)之间的地区，然后于6月15日在沙勒罗瓦渡过桑布尔河，挥戈向右，粉碎布吕歇尔军团，将其逐回莱茵河，次日再回师向左，摧毁威灵顿所部，将威灵顿从布鲁塞尔撵回奥斯坦德，在两支联军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将其分割开来，然后于6月17日占领布鲁塞尔。为了隐蔽自己的意图，达到迷惑或麻痹敌人的目的，拿破仑指示达武在巴黎周围建筑要塞地带，他自己也尽量拖延离开巴黎的时间，以给敌人造成他准备在巴黎附近打一场防御战的错觉。

英盟方面，威灵顿的军队由四个军组成：第一军，由荷兰亲王指挥；第二军，由希尔勋爵指挥；骑兵军，由埃不利奇指挥；后备军，由威灵顿亲自指挥。英军主力由非英国籍士兵组成，包括英王德意志团，以及荷兰、比利时、纳索、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的部队。此时的威灵顿，还以为拿破仑正呆在巴黎加强防务，沉湎于享受之中，茫然不知法军逼近。

6月15日凌晨3时，拿破仑骑马出发，于正午进入沙勒罗瓦。他随即将部队分成两翼和1个预备队，命令内伊元帅指挥第1军（戴尔隆指挥）、第2军（瑞利指挥）两个军和1个骑兵师组成左翼，扫荡沙勒罗瓦——布鲁塞尔的公路的敌军，占领卡特尔布拉斯，牵制威灵顿军团；格鲁希元帅指挥第3（凡达姆指挥）、第4军（杰拉德指挥）和2个骑兵师组成右翼，从正面攻击布吕歇尔军团；近卫军担任预备队。拿破仑自己将视情况在两翼之间来回移动。

当天，内伊指挥左翼法军向北进至哥西里斯，仅以1个骑兵师的兵力继续向卡特尔布拉斯前进。该师进到卡特尔布拉斯以南地区，遭到了威灵顿军团的1个旅的阻击，不得不退回到弗拉斯尼斯。 此时，格鲁希指挥的法军右翼在东北方向也进至弗劳拉斯。布吕歇尔急令部队向弗劳拉斯和桑布里费之间的利尼集中。威灵顿直到16日凌晨2时才发现法军的兵力异动，当即命令部队向卡特尔布拉斯方向集中，阻止法军的进攻，如有可能，就在那里与法军决战。

16日凌晨4时，拿破仑发出命令：内伊指挥左翼部队继续向卡特尔布拉斯进攻，占领该地后，即向布鲁塞尔进发，争取17日晨攻占布鲁塞尔；格鲁希指挥右翼部队继续向普军进攻，占领桑布里费，之后直取耿布劳斯；近卫军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两翼方面的作战。

上午8时，格鲁希向拿破仑报告：普军强大的兵力正向桑布里费集结，看样子要在利尼附近展开会战。同时，内伊也送来报告，说英军正向卡特尔布拉斯附近集中。拿破仑命令内伊集中现有兵力，坚决打垮英军，一定要拿下卡特尔布拉斯。随即，他骑马赶往右翼阵地， 上午11时到达弗劳拉斯，侦察了利尼的普军阵地。拿破仑以为他正面的只有普军的1个军，于是决定对其进攻。此时，凡达姆的第3军已完成了攻击部署，可杰拉德的第4军还迟迟未到。原来，由于苏尔特的疏忽，第4军昨晚宿营于桑布尔河两岸，因距离太远，一时跟不上来。为了确保进攻取胜，拿破仑决定等第4军到达后再发起进攻。下午1时左右，第4军才匆匆赶到。然而，普军这时已有3个军约8万人集中到了利尼村及其附近地区。拿破仑见敌方兵力已经不止一个军时，不禁大喜过望，当即决定在这天下午与布吕歇尔算总帐。

滑铁卢战役的前奏——利尼战役由此拉开。